专访张占斌：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直面问题的“攻坚动员令”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张占斌，深入解读四中全会精神。

张占斌认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部署，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具体安排，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战略谋划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鲜明特征和强大政策延续性。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可以视为一份面向未来、直面问题的“攻坚动员令”。

张占斌（受访者供图）

谈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立足‘中国之治’制度根基，进行了一次顶层设计的系统集成”

新京报：你如何看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重大意义？

张占斌：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将进入“十五五”时期之际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是一次举旗定向、聚焦制度、谋划长远、奠定格局的战略会议。其独特地位和重大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深刻把握：

历史方位上的“承压测试点”与“稳定器”。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交汇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这样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键时刻，社会舆论、国内外观察者都高度关注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与稳定性。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此刻召开，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对外部压力进行了有效的“承压测试”，并对内部预期起到了强大“稳定器”作用。全会向世界昭示：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努力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从容与自信，本身就是力量和政治成熟的体现，极大稳定了国内民心、提振了市场信心、回应了世界关切。

理论创新上的“系统集成者”与“实践指南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这些宝贵经验和实践成果，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性梳理、集成与升华。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其超越了针对某一具体领域部署工作的层面，而是立足“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进行了一次顶层设计的系统集成。全会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结晶，更是为未来更长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实践指南针”。全会确保全党全国在推进各项事业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能够保持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实践路径上的“攻坚动员令”与“能力提升班”。“中国之制”是为了更好地转化为“中国之治”。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可以视为一份面向未来、直面问题的“攻坚动员令”。全会明确指出了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项，部署了需要重点突破的改革任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以巨大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推动制度完善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全会也是一场面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能力提升班”。全会强调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对各级干部的领导能力、执政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会促使干部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从习惯于依靠个人权威和经验决策，转向更多地依靠制度、法治来治国理政；从注重短期政策效应，转向注重构建长效体制机制。这种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关键历史节点上一次聚焦“国家治理”这一根本问题的战略谋划，其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通过了一份纲领性文件，更体现在：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石”，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最可靠、最持久的制度保障；塑造了“中国之治”的“全新范式”，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范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开启了“长治久安”的“崭新篇章”，通过制度的成熟与定型，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永续发展。

谈规划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确保国家发展不因一时一事而偏移，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

新京报：《建议》与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相比，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你如何看规划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张占斌：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部署，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具体安排，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战略谋划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鲜明特征和强大政策延续性。

一是战略引领作用。规划将党的纲领、国家战略和人民意愿转化为特定时期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国家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建议》确保了国家发展不因一时一事而偏移，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

二是资源配置作用。通过规划明确优先发展的领域和关键项目，能够有效引导公共资源、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国家最需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集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三是社会动员作用。规划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和广泛的社会共识，能够有效动员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是宏观调控作用。规划是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依据，通过设定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五是改革推进作用。规划往往与重大改革部署相衔接，通过设定改革目标任务，倒逼和推动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突破，为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因此，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发展规划，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领导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中长期规划，能够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结合起来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而且长期共同执行落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世界政党中是独有的。

谈“十五五”时期风险挑战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重塑关键阶段，我国面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新京报：你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最深刻变化是什么？

张占斌：“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最深刻变化，可以概括为“三重转变”的深度叠加与互动：

全球力量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不可逆转，但西方守成大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和围堵打压也日趋激烈。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重塑的关键阶段，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突破爆发期。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竞争格局。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白热化，这既是我国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也对我们原有的发展模式、产业体系和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挑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进入攻坚期。我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十五五”时期需要在内需体系构建、产业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富裕推进、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克服传统路径依赖，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风险。

这“三重转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我们谋划和推进一切工作的基本背景和逻辑起点。

新京报：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时期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有哪些新的特点和难点？我国应如何增强战略定力和应对能力？

张占斌：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时期的风险挑战呈现出系统性、交织性、外部性显著增强的特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风险联动性更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经济金融风险与社会政治风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更易相互传导、叠加放大，形成风险综合体。例如，科技“脱钩”可能引发产业链风险，进而影响经济安全和就业稳定。

“灰犀牛”与“黑天鹅”并存。既有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灰犀牛”风险需要持续化解，又面临因国际战略博弈、科技颠覆性突破等可能引发的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

应对的复杂性更高。很多风险是两难甚至多难问题。比如，推动绿色转型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数据流通与维护数据安全、扩大对外开放与防范外部冲击等，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和精准的施策能力。

认知战的挑战凸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外部势力加大对我进行舆论渗透和价值观冲击，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增大。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我们必须增强战略定力，提高应对能力与水平。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在复杂局面下方向不偏、阵脚不乱。二是强化系统观念是关键方法。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一致性与策略灵活性、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核心任务。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隐患。四是深化改革开放是不竭动力。四十多年的改革使我们从落后到自立自强，因此，必须继续把改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要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向开放要空间、要机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脱钩断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五是提升干部能力是重要支撑。要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特别是提高在复杂环境下驾驭市场经济、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在于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新京报：全会强调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十五五”时期，你认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张占斌：“十五五”时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都是“硬骨头”。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关键在于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我认为，重点应从以下几方面深化：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着力破除阻碍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壁垒，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加快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建设，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聚焦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领域，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健全宏观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合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

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在市场准入、获取要素、享受支持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隐性壁垒。

谈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成为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新兴支柱产业”

新京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建议》强调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如何解决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占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要素成本上升、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需多措并举：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全面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着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网、物流等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把更多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普惠小微等关键领域，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加强优质企业培育，构建现代化企业梯队。发展壮大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推动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布局。引导东部地区加快产业升级，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承接产业转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新京报：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你怎么看未来展业布局？

张占斌：《建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体现了党中央在产业布局上的战略远见和务实精神，构成了“当前”与“长远”“潜力”与“实力”的有机结合。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先手棋”。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瞄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做好技术储备和产业孵化，争取实现引领性突破。

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是构建新增长引擎的“现实抓手”。新兴支柱产业是未来产业中技术已经取得突破、市场前景广阔、具备规模化发展潜力的领域。例如，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等。我们要通过完善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标准建设等措施，推动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尽快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二者关系是梯次接续、动态发展的。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成为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新兴支柱产业。这种布局要求我们既要目光长远，勇于“无中生有”，也要立足当下，善于“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形成梯次发展的产业格局，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谈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各地要避免盲目跟风布局热点领域”

新京报：《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面对高质量发展和大国博弈新形势，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你如何看这一战略部署？

张占斌：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大国博弈新形势，这一战略部署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赢得战略竞争主动的必然要求。

当前，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只有大力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才能摆脱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路径，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强大动力。

“因地制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差异很大。不能搞“一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各地找准自身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和比较优势，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和模式。

新京报：《建议》同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一定的禀赋条件，要坚持科学理性、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对一些地方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有哪些警示作用？

张占斌：《建议》强调坚持科学理性、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这对纠正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具有重要警示作用。

要防止“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新质生产力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各地必须深入分析自身的产业基础、技术储备、人才支撑、市场空间等条件，避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跟风布局热点领域，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要防止“穿新鞋走老路”、陷入传统路径依赖。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投资、上马项目。要警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行粗放式发展之实，继续依赖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进行“内卷式”招商的老套路。

要防止“泡沫化”、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要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了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警惕在一些新兴领域出现概念炒作、资本狂欢等脱离实际应用场景的“虚火”现象，确保金融资源有效服务于产业创新。

要防止“忽视风险”、超越发展阶段承受能力。前沿技术探索和未来产业培育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地方政府必须量力而行，科学评估财政承受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避免过度举债投入，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谈“投资于人”

“是系统性工程，涵盖了人从出生到终老的全生命周期”

新京报：《建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何深意？

张占斌：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这一提法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升华，是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在政策层面的关键落脚点。

一是对从“见物不见人”到“人物并重”的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追赶型经济的早期和中期，投资于“物”，如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工厂、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能够迅速形成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当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因此，必须将“投资于人”提升到与“投资于物”同等重要，甚至更具基础性的战略地位。

二是对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在新的发展范式下，“人”不再是生产的附属品，而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结合，正是为了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基础。

三是对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发展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投资于人”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提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直接改善了民生福祉。“投资于人”也是发展的手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具备现代技能的庞大人口，将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和充满活力的创新群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综上，这一结合的“深意”标志着中国正在构建一种“人与物协同进化、相互赋能”的现代化新模式，旨在通过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最根本、最持久的战略支撑。

新京报：如何加强“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张占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远不止于教育投入，而是涵盖了人从出生到终老的全生命周期。

一是投资于“人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一方面进行教育体系革新。不仅要扩大投入，更要优化结构。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发展适应未来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支持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另一方面加强健康中国建设。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基础。要持续加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投入，特别是基层医疗体系，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平均健康预期寿命。

二是投资于“人的活力”，激发创新创业潜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破除户籍、学历、身份等制约，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各类人才能自由流动、脱颖而出。完善创新创业生态。通过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充分激发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广大劳动者的创造活力。

三是投资于“人的福祉”，筑牢社会保障网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一张坚实可靠的“安全网”，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敢于消费、敢于尝试。关注“一老一小”。加大对养老服务和托育服务的投入，缓解家庭压力，释放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潜能。

四是投资于“人的精神”，促进国民综合素质提升。文化强国建设。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精益求精的氛围，为科技自立自强和文化繁荣发展培育深厚的土壤。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加强“人的全面发展投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树立“人力资本优先”的政绩观，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来抓，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真正把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人才红利。这将是我们在未来大国竞争中赢得主动、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谈“中国人经济”

“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京报：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介绍，未来五年，我们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中国人经济”引发关注，你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张占斌：“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一表述是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治理视野的拓展，具有丰富的内涵。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在中国境内（包括外资企业）创造的总价值，反映的是国家本土的经济规模和生产力。GNI（国民总收入）衡量的是中国国民（包括企业和个人，无论其在境内还是境外）获得的总收入，更能反映国民的真实财富水平。“中国经济”更多指向基于地理疆域的经济活动总量和经济结构。“中国人经济”则是一个更具全局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将视野从单一的国内领土延伸至全球，关注的是全体中国国民（包括企业和个人）所拥有和掌控的总资产、总收入和总福祉，无论这些经济活动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

“中国人经济”的战略意义在于：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中国人经济”将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经济“流量”（GDP）扩展到国民财富的“存量”和“收入”（GNI），更直接地关联到全体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是共同富裕理念的体现，顺应全球化背景下利益格局的变化。

随着“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大量中资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投资、经营、工作，形成了庞大的海外利益。“中国人经济”要求我们不仅要经营好国内市场，也要维护和拓展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提升其全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强调“中国人经济”意味着要推动形成“中国市场”与“中国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相互促进的新格局。通过促进内需市场与海外网络的高效联动，整合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最终服务于国家整体实力和国民整体福利的提升。

谈区域协调发展

“打通区域间断点堵点，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

新京报：《建议》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要求。为何区域协调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如此重要？你如何看《建议》提出的区域经济布局？

张占斌：区域协调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体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果区域发展长期失衡，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差距过大，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公平正义原则，违背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要求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集聚。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可以打通区域间的断点堵点，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释放内需潜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关乎国家长治久安。

对于《建议》提出的区域经济布局，我认为体现了“尊重规律、系统谋划、分类指导”的原则：一是深化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旨在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二是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这体现了对不同板块的精准定位和发展要求。三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强调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如一些地区要承担起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的战略功能，就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这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合力。

谈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让实干者得褒奖、有为者有舞台”

新京报：《建议》提出，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特别提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这对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有哪些重要作用？

张占斌：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评机制、推进能上能下常态化，是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的关键举措，其重要作用体现在：

形成鲜明导向，引导干部“干什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引导干部从追求短期显绩转向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聚焦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长远大计。这解决了干事创业的方向问题。

建立科学标尺，评价干部“干得怎么样”。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就是要破除唯GDP、唯票数、唯年龄等片面倾向，建立体现新发展理念、多维度的考核指标体系。这为准确识别、公正评价干部提供了科学依据，让实干者得褒奖、有为者有舞台。

打通关键环节，解决干部“干不好怎么办”。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是动真格的“硬约束”。这打破了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隐形观念，形成了“优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环，给在位干部施加了持续奋进的压力，也为优秀年轻干部腾出了空间。

营造健康生态，激发“我要干”的内生动力。这三者结合，共同营造了一种“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清明政治生态和用人环境。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受到激励，让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受到惩戒，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杨利